“加速”40年

1978年6月16日,瑞士日内瓦,欧洲核子研究中心。寻常一天,来了一位不寻常访客——中国“两弹元勋”之一、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。

幽长地下环形隧道内,粒子加速飞奔,“撞”出宇宙起源奥秘。巨型加速器前,钱三强驻足凝思。

那一天点燃“星星之火”,在之后40年里,在一代代中国访问学者手中薪火相传,中国高能物理研究也在开放大道上“加速”奔向未来。

从零到一:

一场“加速”运动

方圆几十公里园区,横跨法国和瑞士两国地下隧道,从未见过巨型机器,五湖四海外国人,发人深思哲学格言……

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刘振安40年前没想过,作为一个农家子弟,他有一天会走进欧洲核子中心,“仿佛踏上了另一个星球”。

个人命运转折一大步,源自中国科研前进一大步。

“必须承认自己落后……老老实实地、虚心地学习一切先进科学技术。”1977年,邓小平会见来访欧洲核子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时说。

中国经济不发达,为何看重投入大、收效慢基础研究?对阿达姆斯问题,邓小平回答简短而坚定:“这是从长远发展利益着眼,得看高一点,看远一点,不能只看到眼前。”

这番问答促成了一年后钱三强率团访欧,与阿达姆斯探讨未来合作,打开了40年合作大门。

与欧洲核子中心打了30年交道北京大学教授钱思进回忆说:“我父亲和科学院代表团当天访问达成了几个协议,中方可以派理论家小组和加速器专家访问,还建立了一套机制,开始系统地交流。土木工程、理论物理、材料等领域专家此后分期而至。”

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大学生,刘振安等人命运因为改革开放、因为“科学春天”,也因为钱三强和科学院代表团这次访问,与8000公里外欧洲核子中心结缘。

在欧洲,一批批中国学者纷至沓来;在中国,一批批科研人才学成归国,高能物理实验装置从无到有。

厚积薄发:

从“做小事”到“干大事”

危机意识、竞争意识,深入欧洲核子中心工作所有中国科研人员骨髓。

他们刻苦好学、不舍昼夜。初来乍到,做不了大实验、搞不了深研究,谁会把任务分给从没碰过仪器、外语不够好中国人呢?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中科院院士赵政国回忆。

“我们不怕‘小’,哪怕你给我一个‘螺丝钉’大小项目,我也把它做好。”刘振安说。

时光荏苒。50后、60后鬓霜渐染,70后、80后继往开来。

“书本知识大家都差不多,但一开始我们还是有点不自信,因为许多东西是你没见过。”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80后副研究员钱森说。他2005年被派到欧洲核子中心,参与大型强子对撞机四大探测器之一CMS探测器安装与检测。

与前辈们一样,不服输精神在年轻人血液里流淌。“尽管是以学生身份去,但有时候一些小实验项目,自主权完全给我们。我们必须学习自我管理。”钱森说。

从小事做起,一批批中国人夯实了科研基础,也赢得了外方认可。

“2000年左右,核子中心探测器设计我们是没法参加,因为人家都设计好了,我们只是参与探测器建造和性能测试。”钱森说,“现在,我们已经可以参加设计,而且可以提方案来设计建造中国自己大型加速器和探测器。”

回到中国后,老一代科研人员成就斐然。赵政国团队将对粒子研究有重要意义R值测量精度提高了2至3倍;2008年,CMS实验触发系统采用了刘振安团队负责设计和制造设备,中国人从“组装工”变成了“设计师”。

年轻一代也逐渐发力。80后高能所研究员陈明水参与寻找“上帝粒子”,得出更有说服力结果。2017年,他在几千人中脱颖而出,获得CMS国际合作组“年轻研究者奖”。

“早期跟着人家做小事情,通过学习,我们已逐步过渡到做大事情!”刘振安说。

不负芳华:

中国科研正青春

40年对一个人很长,但对于奋发向上中国科研群体,正值青春年华。24岁去欧洲核子中心工作90后博士生李秉桓,是该中心最年轻中国科研人员之一。

比拼劲,这个大男孩丝毫不输给前辈们。今年初刚回国,他就一猛子扎向了CMS关键部件制作中。

他指着身后设备上硅片探测元件说:“这是为CMS制作关键部件,我们自己设备以后也可能用到,所以要夜以继日。”

斗转星移40年,在高能物理、大科学平台建设及应用方面,中国设施开始比肩世界: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确认了新中微子振荡模式;东莞散裂中子源,是世界四大脉冲式散裂中子源之一;正计划在北京启动建设高能同步辐射光源,将是世界上最亮同步辐射光源……

同样面对世界上最大实验装置,李秉桓有了更大“野心”:“欧洲因为建成大型强子对撞机,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高能物理领域研究中心。我梦想是将来我们能建成自己大型科研装置,吸引全世界科研人才来中国搞研究。”

高能物理40年,从力图“占有一席之地”到憧憬“对人类社会有深刻影响发明和发现”,中国科学家用奋斗写下自己与国家“未来简史”。

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

(记者 杨骏 黄堃 刘石磊 林小春 刘曲 张淼 李雯 彭茜 周舟)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8年12月25日第4版